（二）相对委托
按照我国证券法的规定，相对委托（matched order）是指与他人串通，以事先约定的时间、价格和方式相互进行证券交易或者相互买卖并不持有的证券，影响证券交易价格或者证券交易量（第七十一条第二项）。相对委托在操作技术上与前述洗售行为类似，都是利用虚伪交易方式，创造某种证券交易活跃的假象，以诱使其他投资者跟进买卖。与洗售不同之处在于相对委托中参加交易的账户为合谋的数人所有，而洗售则归属于同一人。应当注意的是，相对委托的行为人事先约定的价格未必是相互等同的委托价格，而可能是交替上升（或下降）的“买—卖”或“卖—买”价格，以实现行为人控制某种证券价格或价格走势的目的。在我国证券市场实践中，中国证监会也曾处罚过类似相对委托的违法案例。
笔者认为，现行立法中所谓“相互买卖并不持有的证券”的行为，在证券现货交易的背景下，实践中不易出现，因此，相关文字可以删除，本项应相应修改为：“与他人通谋，以事先约定的时间、价格和方式相互进行证券交易，影响证券交易价格或者证券交易量。”构成本项项下的操纵市场，同样不需要证明行为人主观上具有操纵意图，但客观上也应具有影响市场交易行情的结果。
（三）不法炒作
按照我国证券法规定，不法炒作是指通过单独或者合谋，集中资金优势、持股优势或者利用信息优势联合或者连续买卖，操纵证券交易价格（第七十一条第一项）。不法炒作的违法行为与证券市场上以博取短线差价为目的的投机行为界限不甚清晰，特别在股票交易换手率高企、投机气氛浓厚的我国证券市场上，立法不宜对活跃交易的短线操作持过分打压的态度。为避免立法上违法乃至犯罪行为的构成要件欠严谨，法律执行中的管制面积过大，笔者建议在立法修订时，可以比照美国及日本立法例，为违法行为构成增列“以诱使他人购买或出售该种证券为目的”的主观要件。实践中为防止举证过分困难，可以考虑将主观标准客观化，即衡量行为人的买卖交易事实及当时的市场客观情况，只要满足一定标准，即可推断行为人具有上述的主观意图，而行为人则可以自己举证推翻此一推断。鉴于市场交易情况复杂多变，立法不便直接对上述客观化的标准直接进行列举，可以授权中国证监会以行政规章的形式制订并公布有关标准。因此本项可相应修改为：“以诱使他人购买或出售该种证券为目的，单独或者合谋，集中资金优势、持股优势联合或者连续买卖，影响证券交易价格或者证券交易量。”同时，增加规定，“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依据以上规定以行政规章方式列举的行为，推定为具有诱使他人购买或出售该种证券的目的。”
需要注意的是，实践中的操纵市场行为常常伴随着信息披露中的实质性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即行为人以虚假陈述为相关证券的价格走势推波助澜，并由此不正当地控制价格并从证券交易中牟利，所以现行《证券法》第七十一条第一项也同时禁止“利用信息优势”进行操纵。但“信息优势”本身不是法律用语，其内涵与外延不易界定；尤其行为人在作出虚假陈述后无需“联合或者连续买卖”，即可能形成操纵相关证券的交易价格，因此现行立法需要作出修改。由于以虚假陈述方式不正当控制股价是操纵市场行为的重要形态，建议仿照美国与日本相关法律的规定，为该种行为单列一项，表述为：“以诱使他人购买或出售该种证券为目的，散布流言或者不实资料，影响证券交易价格或者证券交易量。”
（四）其他操纵行为
其他操纵行为是一个概括性规定（《证券法》第七十一条第四项），主要用于弥补其他各项规定中可能存在的不足。如在“赵哲操纵兴业房产和莲花味精股票案” 中，被告人赵哲为了抬高股票价格，以便其本人及朋友能在抛售股票时获利，利用计算机侵入三亚中亚信托投资公司上海新闸路证券交易营业部的计算机信息系统，对该部待发送的委托数据进行了修改。由于证券交易形态的复杂性，洗售、相对委托及不法炒作等形态尚不足以涵盖所有的操纵市场行为，所以必须以概括性的规定补充列举式条文。但同时，文字简略、缺乏主客观要件的规定可能使得法律适用缺乏必要的确定性，尤其本款及本项中的表述为《刑法》第一百八十二条所沿用，规定违法行为中“情节严重”者即可构成“操纵市场罪”。如果构成要件模糊不清，可能会与刑法上的“罪刑法定”原则相抵触。为此，需要在本项中加入对“主观意图”和“行为的客观结果”的要求，建议修改如下：“以诱使他人购买或出售该种证券为目的，通过其他方法操纵证券交易价格，影响证券交易价格或者证券交易量。”主观意图客观化的标准，同样可以授权中国证监会制订。